1995年1月1日，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莱蒙湖畔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开始运作，这是一个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的全球性组织。

图/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大楼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1947年订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适用的对象是商品货物贸易，而世贸组织涵盖的范围更广，除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之外，还包括知识产权贸易等多方面的内容。

从历史上看，知识产权是美国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对美国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巨大。在美国，保护知识产权是政府及商业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美国政府甚至还将假冒产品的贸易与有组织犯罪及恐怖袭击等同对待，以提升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关注程度。

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联系，在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后就已经开始了。只是，1989年以来，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中美开始出现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争端。从1989年5月到1994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以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不力，侵权行为失控为由，在其发布的“特别301条款”年度审查报告中，将中国从“观察国家”挪到了“重点观察国家”名单上，之后又将中国升级为级别最高的“重点国家”，几乎就等于把中国拉进了“黑名单”。

经过长达20个月的九轮磋商之后，1995年2月26日，中美双方在京达成中美知识产权协议。3月11日，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和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在北京正式签署中美知识产权协议，打破了中美贸易关系的僵局。

图/1995年3月11日，吴仪和米基·坎特在签字后举杯祝贺

在签字仪式后，吴仪对记者说，中美知识产权协议的签署说明，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和平等磋商的精神，两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任何矛盾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美国的坎特说，“今天签字的协议是个好协议，因为双方都是赢家”。

“（1995年签署的）这个协议为中国后来加入世贸组织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后来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多次见过基辛格博士并与他交流。他认为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成功，对整个中美关系非常有利。”张月姣说。

张月姣，曾是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首位中国籍主席、法官，是第一位在世界银行担任法律顾问的中国人。原来在国家外经贸部工作的时候，她曾协助部长吴仪，亲身经历过12年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

图/参加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时期的张月姣（左二）

最近，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陪吴仪去美国，和美国代表团谈判，张月姣感觉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当时美国人非常霸道，在谈判桌上也十分尖刻，直接说“我们是在跟小偷谈判”。当然，那时带队谈判的部长吴仪也不甘示弱，直接就回怼了美国人：“我们是在跟强盗谈判！”

美国人斥责中国人为“小偷”，是因为当时中国国内假冒伪劣产品猖獗，无处不有。

90年代开始，北京的秀水街、上海的襄阳路市场（现已关闭）和七浦路市场、广州火车站的服装批发商城，以及深圳的罗湖商业城等地，都因为卖假货而火了起来，光顾这些地方的顾客有不少是外国人，而且大多都是知假买假。

图/90年代初期，秀水街成了许多外国个体经营者的购物批发市场，他们将在中国买的货物运回本国贩卖

图/秀水街是外国人到北京后必去的购物场地之一

后来虽然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但这些地方还是没有彻底摆脱给人的“贩卖假货”的老印象，仍然是很多来华外国游客争相前往观摩购物的“民间贸易中心”，也多次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列入“恶名市场名单”。

不怕竞争，就怕假冒

深受盗版、假冒商品之害的，不只是美国人，中国人、中国企业因此而受到的伤害也不少。

1995年3月25日，山东农民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紧接着又买了10副，向隆福大厦提出双倍索赔的要求，最后获得2000多元赔偿。各大媒体闻讯蜂拥而至，王海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人”。

图/1998年，打假英雄王海签名售书

王海的确是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他敏锐地嗅到了时代所带来的商机。199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消费者被欺诈可获双倍赔偿。而且，当时中美双方刚刚在北京正式签署了第二个知识产权协议。无论如何，官方都需要表现出一种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高姿态。

直到今天，王海仍然活跃在维权打假的第一线，其名下有四个职业打假公司，分别设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他在微博的自我简介里写着：吹哨人；市场清道夫。

职业打假让王海获利颇丰，但是有名牌企业却因为假冒伪劣商品而蒙受重大损失。1995年，云南玉溪卷烟厂光是用于打击假冒“红塔山”名烟的费用就高达1.2亿元，以至于该厂负责人感慨地说：“不怕竞争，就怕假冒”。

图/2017年哈尔滨举行3.15消费者维权活动，工作人员现场用刀切假货

假货泛滥，其实反映的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追求，没有对品牌（尤其是名牌）的追求，就没有对名牌的仿冒。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执法不严、行政处罚的额度太低，不足以威慑盗版者和造假者。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以及中美之间一系列知识产权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中国的市场不能游离于世界贸易的体系，而在这其后，中国花了数年时间来加入和适应这个体系。王海的打假和中国假货无法根绝的困境，是中国知识产权状况一个硬币的两面。

中国人迎来双休

在1995年，还有一件事儿能体现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那就是国家将五天工作制法定化、常态化。

1994年3月，我国试行了“隔周五天工作制”——如今有些单位仍在实行的“大小周”也是源于此。1995年3月2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第174号令，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五天工作制，即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图/1995年人民日报对我国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的报道

至此，五天工作制在我国正式开始实施。多年以后回忆此事，曾担任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胡平说：“我们烧开的‘一壶水’，终于被拿出来‘沏茶’了。”五天工作制的设想，最初就是由胡平等人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的。

当时胡平和他领导的缩短工时课题组曾向国务院提交了一项研究成果——《关于缩短工时，实行五天工作制的研究报告》，认为我国已具备逐步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条件，只是最初研究报告里建议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最后时间表略为保守了一些——“力争在2000年以前在全国实行五天工作制”。

有趣的是，在调查问卷中，缩短工时课题组设置了一个问题：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但增加一天休息”中，你选择哪一个？没想到，在当时经济不太好的情况下，有80%以上的受访者选择了“增加一天休息”的选项。

而在此之前，国家对劳动时间并没有太明确的法律规定，大多单位实行的是“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以及每年有22个工作日休假”的休假方式。劳动时间规定也非常复杂：夏天可以提前一个小时下班，气温超过38℃就集体放假﹔每个月每人可以请三天带薪病事假﹔一年除去7天的节假日外，还有十几天的带薪休假﹔女职工的产假各个单位给的时间也不一样……

因为一周只有一天休假，人们都习惯把换煤气、洗衣服、购买必需品等所有的家务活留到周日干，所以在当时有个很形象的说法：“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单休制度的实行，在某种程度上，把上班族“固定”在了工作上，人们很少有机会离开生活的城市到外地去。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与向往，使得介绍旅游体验性质的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一度成了那个年代最红火的节目。

图/《正大综艺》第一任主持人姜昆和杨澜，该节目是央视首个外资介入（与泰国正大集团合作）并以企业冠名的电视栏目

改成五天工作制之后，人们的闲暇时间突然增多，休闲经济也慢慢出现，感叹“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报纸杂志开始出周刊，娱乐节目也开始加大分量，一些原来安排在平时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节目，如央视的《曲苑杂坛》，也改在周五晚上播出了。

五天工作制的推行，这是对民众呼吁得到更多休息权的一种积极回应。近年来，“一周休两天半”或者是实行“做四休三”（每天工作9小时，每周工作4天36小时）的工作制也逐渐进入舆论的视野。

享受更多的休闲娱乐活动，如今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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