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的退休教授被妻子暴力对待，不是从楼上“滚”下去，而是“飞”下去。报警？没有用！家暴在继续，拖把棍打断了，老人被送进医院。他最终作出怎样的选择？

“她突然从背后猛推我一把，我当时毫无防备，一下从三楼摔了下去。” 84岁的退休教授王忠林（化名）长相斯文，身体瘦弱，说话慢条斯理；可一回忆起去年3月的惊心一幕，他立马情绪激动，声音也颤抖起来。

“不是滚下去，而是‘飞’下去的！” 王忠林特意强调，“我身体在空中翻了个跟斗，然后头着地，落在了二楼平台上。”

这是一段让王忠林不堪回首的往事，把他推下楼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相伴多年的妻子万玲（化名）。“少来夫妻老来伴”，万玲为何要对自己的丈夫下此狠手？夫妻之间到底有什么隐情？

老教授的难言之隐

上海长宁区内的这栋三层老洋房是王忠林父母留下的旧居，曾经见证了王家父辈的繁华。王忠林夫妇俩居住在三楼一间50多平米的大房间里，虽然房屋和家具都很老旧，但窗明几净，阳光充足，在旁人看来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王忠林说，妻子万玲（化名）比他小12岁，出身富裕家庭，年轻时就颇有些大小姐脾气。结婚之后，万玲辞职回家，两人一直没有孩子，经常为家庭琐事吵架，妻子还怀疑王忠林有外遇。

有一次，王忠林正在给学生上课，妻子突然冲进了教室，对王忠林劈头盖脸一阵痛骂。这次行为让王忠林“妻管严”的名声传遍了学校，他感到非常难堪，索性把自己的苦恼反映给学校党委和住地居委会，希望他们能找万玲做做思想工作。后来相关领导找万玲谈话，可情况并没有好转。王忠林也曾提出过离婚，可万玲坚决不同意。

夫妇俩就这么吵吵闹闹地过了几十年。退休之后，王忠林夫妻回到了上海，打算“叶落归根”，在自家老房子里安度晚年。王忠林原本以为，年纪大了夫妻关系也会缓和，没想到，妻子的吵闹不仅没有停止，反而一步步升级。从去年开始，言语暴力升级为肢体暴力。

据王忠林回忆，去年3月份，妻子买了一个新电饭煲，他用新电饭煲做饭。万玲看见了，立马数落起丈夫：“你连说明书都不看就用，要先看说明书啊！”王忠林默默走出了房间，正当他走到楼梯口，妻子突然在背后猛推一把。毫无防备的王忠林瞬间“飞”了出去，摔到了二楼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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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她这么厉害，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记得肢体在空中翻了个跟斗，落地之后疼得眼冒金星。”王忠林说，“后来被医院诊断为尾骨骨折，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这件事之后，家庭暴力仍在继续。不堪忍受的王忠林也报过警，可是并没有解决问题。“民警来了，她不打了，而且她说是我打她，我根本就没打过她，我只不过挡她。”王忠林很无奈，“民警没看到打，不好处理。民警走了之后，她又打。”

如此周而复始，王忠林的日子苦不堪言，可他并没有和别人诉苦。因为男人被老婆家暴这件事太丢人，说出去只怕别人会笑他“窝囊”。

今年1月24日，王忠林遭到了妻子更严重的伤害。

“这次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我睡在沙发上，她突然脾气上来了就打我，抓起很粗的拖把棍子打，打断了再打，棍子断成了三截。”说起这件事，王忠林枯瘦的手止不住颤抖，“后来到了医院急诊病房要开刀，医生说要家属签字，她不签，是我弟弟签字开刀。”

这次施暴，导致王忠林右侧急性硬膜下血肿，经医院抢救之后才脱离危险。出院之后，他再也不敢回家，只好住在了外面的招待所。

搬来“救星”

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王忠林从报纸上了解到，像他这样的情况，可以到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当时，王忠林感觉像是遇到了“救星”。

3月7日，也就是《反家暴法》正式实施的第7天，王忠林前往长宁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这是长宁区人民法院收到的第一件保护令申请，民四庭副庭长耿志成受理之后非常慎重，对被申请人万玲进行了问话。

在被法官询问时，万玲说，自己之所以和丈夫频频发生摩擦，主要是因为多年来的积怨。她一直怀疑丈夫有外遇，而且和丈夫的弟弟关系不好，另外兄弟间还存在一些财产纠纷。这些因素导致万玲对丈夫的怨气与日俱增，她承认自己和丈夫有过肢体冲突，但一口咬定是丈夫先动手的，她只是还击。

由于王忠林夫妇各执一词，法官耿志成不敢轻易下结论。而法律规定，法院需要在接到申请之后的72小时之内做出裁决。在接下来两天，耿志成对王忠林家邻居进行了多次走访。邻居反映，他们经常听到王忠林老俩口吵架，有时还吵到了马路边上。他们还证实，每次争吵中，确实是万玲比较强势，而王忠林只是在躲避。

经过仔细调查，法院认定王忠林的遭遇适用于《反家暴法》中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措施。2天后，王忠林收到了来自长宁区人民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令，里面明确要求“禁止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在法院协调下，万玲搬到了王忠林在外地的另一处住所，夫妻两人暂时分开居住。

沉思的王忠林

沉思的王忠林

现在，王忠林的生活已经恢复了平静，他独自居住在老房子里，平日里很少出门，一日三餐由楼下的餐馆送上门。这位瘦弱的老人患有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腿脚也不好，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坐在窗前，读书看报，或是对着空落落的老屋陷入沉思。

“我并不是孤寡老人，我也想和妻子白头偕老。”王忠林叹息着说，“可是一想到她打我，我就害怕她回来，她的思想没通啊。”

保护令怎么用？

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统计，《反家暴法》实施以来，全市法院共收到106件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已经结案99件。其中通过35件，驳回27件，另有37件不符合申请条件，或是被申请人主动撤回。法院介绍，被驳回的大多是因为证据不足。

32岁的家暴受害者聂小兰（化名）就曾遇到过申请被驳回的情况。她和丈夫6年前结婚，婚后生育了一个儿子。儿子在一岁的时候被检查出轻度脑瘫。此后夫妻俩经常为了孩子的事争吵。

2011年，丈夫第一次动手打了聂小兰。当时聂小兰心存侥幸，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于是采取了忍让。可丈夫并没有被感化，反而变本加厉。聂小兰痛苦地回忆：“他打我打得不计后果，我家里的彩电、冰箱、电风扇、桌子椅子、锅碗瓢盆、全都往我身上扫，一汤碗面条直接就往我身上倒，玻璃杯直接往我身上砸。”

对于丈夫的暴行，聂小兰多次报警，还求助过居委会。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协调下，聂小兰的丈夫曾数次向她赔礼道歉，并保证“一定不再打老婆”。

保证书

保证书

“都说女人能撑半边天，但是在这个家里，她是撑起整片天的。我要用全部的爱来回报她，让她感到嫁给我是幸福的。”这是聂小兰丈夫2011年亲手写下的一份“悔过书”。像这样的悔过书还有好几份，可每次的保证的“有效期”都只有一两个月。更让聂小兰伤心的是，家暴的阴影还蔓延到孩子身上：“他（丈夫）使劲打儿子，打得孩子手脚都趴在地上，我越劝说他越打，他说虎父无犬子，越打越聪明。”

今年8月26日，聂小兰又一次遭到丈夫的暴打，导致血尿和多处软组织挫伤。这次她终于下决心向法院起诉离婚。害怕离婚诉讼期间再遭到丈夫殴打，聂小兰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她的申请被法院驳回了。

闵行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沈会川解释：“被驳回是因为她当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因为申请的话要有明确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要有遭受家庭暴力的证据，证明已经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的威胁，这样我们才能发放人身安全保护令。”

第一次申请被驳回之后，聂小兰没有放弃。她赶紧去派出所调取了之前的报警记录、询问笔录和验伤单，找出了被打伤后去医院的诊断记录，还去居委会开了证明。此外，丈夫5年来写下的多份“悔过书”也成了有力的证据。在把这些证据递交给法院之后，聂小兰的第二次申请很快就通过了。

法院解释，聂小兰的证据之所以管用，是因为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有的申请人虽然提供了证据，但证据是单一的、孤立的，不能有效证明家暴的事实。”法官沈会川介绍，“比如只提供报警记录，但是没有相应的询问笔录，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报的警。或者是只提供医院的诊断记录，我们也无法断定是在家暴中受伤”。

法官还介绍，家暴受害者自己录下的音频、视频和图片等也能成为证据。

在聂小兰的保护令中，法院要求聂小兰的丈夫迁出两人共同生活的住所，但她的丈夫并没有照办。保护令下发后，丈夫停止了对聂小兰的肢体伤害，转而进行精神上的冷暴力折磨，比如堵在门口不让她上厕所、洗澡。

目前聂小兰已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反家暴法》，法院可以对拒不执行的被申请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性措施。

如何遏制家暴？

根据法律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不超过6个月，在保护令失效前,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的申请，进行撤销、变更或者延长。在保护令到期之后，家暴受害者会面临怎样的处境？怎样让他们真正远离家暴的侵害？

家暴受害者

家暴受害者

根据上海市妇联的数据，今年以来，上海治安系统涉及家暴的接警数量将近3000件。上海市妇联副主席黄绮认为，家暴受害者及时的反抗和求助很有必要。

“如果一次被家暴你容忍了，再次被家暴再容忍，以后施暴者就会认为这件事是我可以做的，就会做成习惯。”黄绮说，“如果第一次家暴就制止了，让他认识到你是不能碰的，这样或许可以止住他。”

以往发生的家暴事件中，只有造成严重伤害后，才能以故意伤害罪立案。因此法律界公认，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反家暴法》和“保护令”的签发，让公权力介入“家务事”有法可依。但是，家暴受害者也要学会运用这部法律，才能帮助自己走出困境。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认为：“对于家暴受害者来说，人身安全保护令6个月的时间不只是让你去躲避，它是让你去评估自己所处的状态，让你有时间寻求各方面的帮助，有时间去决定是不是采取离婚这种最后的措施。如果把这些都放弃了，法律最终是保护不了你的。”

此外《反家暴法》还规定，如果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等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今年11月25号深夜，年仅2岁半的芊芊带着浑身的淤青，被送到上海市松江九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这样的情况，中心副主任袁春兰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托管孩子的保姆夫妻俩随后被公安机关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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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今年以来上海各区法院收到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中，没有一例接到过类似举报。对此上海市妇联副主席黄绮认为：“相关部门对于《反家暴法》的学习还有待加强。发现情况及时举报是法律对你的法定义务要求，而不是做一件‘好人好事’，这种意识必须到位。”